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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能集团 吉喆:我从东北来

                发布时间:2018-12-18

                  对一个地方的在意、眷顾或者念想,总是有些机缘的。

                  比如此次东北之行,因担任兵器快乐彩票官方网站人民兵工专题片央视摄制组联络人的缘故,我有幸再一次来到东北,检视和品读我在此俘获过的种种感悟。

                  我从东北来——

                  这句话,曾经十分令人遐想。我所在的企业在西安。小时候听大人们交谈,那些说着和我平常听到的不一样的方言的叔叔伯伯阿姨大妈,很洋气、很溜儿的口音中透着的,是来自远方的自信与自豪。他们是厂子里最早吃过苦的那一辈人,他们是从东北来到西北的兵工的拓荒者和创设者。

                  所以,想去东北的念想就这样生长起来。而这一次前往,则是带着另一种神往。

                  我从东北来,我是在东北的兵工世界里一次长途旅行之后,回到了我的世界,所以我说,我从东北来,来和我的世界的我,对话。

                  一路下来,能说想说的很多,最想说的呢,是两个人和这两个人带来的遐想。

                  一个是名不见经传,一个是大名鼎鼎。

                  先说没名气的。没名气,是因为他是一名普通的兵工厂的离休干部,却也欣喜,八月份刚过了九十岁生日。

                  从齐齐哈尔驱车三百多公里到北安,我们见到了这位九十岁的老人——当年“三华经验”形成推广的亲历者。

                  我站在北安县的军工遗址博物馆门前,看见老人在儿子的搀扶下,从对面几座很旧的楼房的院墙处走来,走得很慢,步履蹒跚。老人穿了一件浅红色的衬衣,看上去很新,想必是些许的刻意。临近处,我走上前接过老人的手,和他的儿子一起搀着老人走向采访机位。进到博物馆,老人的步子更慢了,但并不听从我们让他歇歇再走的劝说。那段百十来米长的行走中,老人的坚持,仿佛让时间一下子变得冗长起来。我不想再问他什么了,让老人家静静吧,让他和导演去交流吧,或者在拍摄灯光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这位老人叫夏延年。过些时候,可能会忘记了他的名字,但他的行走、他的庆华、他的北安、或者北安的他、庆华的他、行走的他,对兵工的情怀,想必是永远的记下了。

                  感谢庆华,感谢北安。

                  我从东北来——

                  那个大名鼎鼎的人,也这样说过。

                  1955年9月28日下午3时,北京,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有一个人握着接见会议代表的毛泽东主席的手,说:我从东北来、我从沈阳来、我在兵工厂工作。

                  这个人,就是尉凤英,原东北机器厂的一名冲压工。

                  回想第一次接受毛主席接见,尉凤英仍然对当年按姓氏笔划排队等候接见时,埋怨自己的“尉”姓笔划多排在最后面的焦急心情记忆犹新。尉凤英说,主席进来后,我就使劲拍手,拍得手都红了,还觉得拍得不够响。

                  这双手一定拍的响。因为这双手创造过奇迹。

                  尉凤英是一名普通的冲压女工,1965 年4月被党中央命名为“毛主席的好工人”。先后13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5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学习》。一名工人获如此殊荣,在全国劳动模范中是不多见的。

                  罗列这些辉煌,是不想再在这里叙说尉老的工作业绩,她已然站在了一个巅峰令人仰止。我只想在意那些些微的、人性层面的光辉。

                  那天,摄制组把采访尉老的现场,放到了全国劳动模范辽沈集团热处理工段工段长于东海的创新工作室,这里是一个企业两个新老全国劳模结对子的地方,的确很有意义。

                  陪同尉老来的,是她的二女儿,沈阳一家行业医院的院长,一个很端庄、个头很高、穿着简约大气的大姐。此来沈阳,我本就带着求证几个关于尉老的家庭故事的目的,但因为有些伤感,怕上了老人的心怀,自觉不好直接询问。于是采访当间儿,以侧面求证的方式,我和大姐拉起了话。

                  得知那些写在网络上的故事是真的。这故事讲的是尉老的三件人生“憾事”——四年的恋爱长跑顾不上花前月下,冷落了支持她的后来的爱人;前脚下夜班后脚就办婚礼,和祝福的工友们合了影,却连一张两个人的结婚照都没有留下;还有那个名字都取好了,却因忙于工作,没有让他或她出生成人的第三个孩子……

                  大姐回答我的询问的时候很淡定,微笑着。这样的状态,好像不是我所设定的。但从中我又深深地感受着母女之间特有的理解与亲情。

                  我或站或坐在尉老身旁,其实更多的感念,是她的名望之下的平常和亲昵,所以,我嘴上叫着“尉老、尉老”,但心里更想用东北话说:“大姑、大妈,咱家那啥那啥”。

                  那天,我不止一次地握着尉老的手。导演说,这可是和毛主席握过的手,回头你可别洗手啊。

                  这双手何止是握过领袖之手的珍贵,更是对新生共和国创造奉献的伟大时代的用心掌握。

                  电视采访的灯光下,说到毛主席,尉老的眼圈红了。辽沈集团的同仁告诉我,尉老只要说到毛主席就会动容的,而且她每年过两个生日,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毛主席的,都是吃一碗长寿面。

                  沈阳是东北之行的最后一站。

                  在沈阳火车站熙攘的人流中,我有一些不舍、一丝恍然,似乎是匆忙赶路遗漏了什么,明明觉得却又想不起。

                  就这样,我从东北匆匆归来。

                  我从东北来、我从东北来——品读这五个字,仿佛纵横着时空的幻化。总是很容易想起这两位老者,我不知道自己讲述这段体验,究竟是想表达什么。比起他们,似乎又总觉得自己慢了半步。但好在,我想着,也跟着。

                  如此一想,虽不能释怀,却已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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